「新万博可以买中超吗」必须有另一种未来: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揭晓丨一财君的朋友圈
时间:2020-01-11 13:54:26      热度:343    

「新万博可以买中超吗」必须有另一种未来: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揭晓丨一财君的朋友圈

新万博可以买中超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写道:“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用它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再合适不过。

技术的进步令当代生活充满未来感,不管是时下最流行的文艺作品,还是网上最火爆的大众话题,无一不在描绘着关于未来的想象与期待。但矛盾的是,我们在获得这些进步的同时,又在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虚无甚至绝望,敏感的人可能早已察觉,这个时代中某些生而为人最基本最宝贵的东西正在失去。

所以,在这个腊月寒冬,我们计划了一次"逃跑",你也可以将此看作一次脱离既定时间线的主动出击。

1 月 12 日,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举行,我们和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创作者和思想者们一起,直面关于未来的恐惧和希冀,用文学追问文明的下落,逃往另一种未来中去。

如同一次十月怀胎的过程,从去年年初筹备到年底,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终于揭开面纱了,来到读者面前。

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开幕之际,一年一度的年终文学总结升级成为了一场书与人的嘉年华,在持续半个月的时间里,沙龙、市集、展览、放映、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书店和户外空间举办,在都市丛林中创造出一场精神生活的狂欢。

就像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在颁奖礼开场致辞中引用的这段话:“在星期日不去酒店喝个醉,却安静地待在他的苹果树下读书的农民;厌弃跑马场的纷扰喧嚣,却去看一场高尚的戏或者只度过一个宁静的午后的小市民;不去街上唱粗俗的歌或哼些无聊的曲子,却走向田间或者到城墙上看日落的工人;他们全都把一块无名的、无意识的可是绝不是不重要的柴薪投进人类文明的大火之中。”

也许企图在时间的岔路口上通过文学逃往另一种未来的我们,本身就是在创造未来。

所以,如同单向空间联合创始人于威所说,“当你的想象力、创意,感到无法突破的时候,请来单向空间;当你有任何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没有人支持的时候,请来单向空间,你一定能在这里找到你的朋友、同路人与支持者。”

我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年度青年作家刘天昭

授奖辞:“在语言和思想的钻研上,青年作家刘天昭做了一次近乎极致的努力,她的《无中生有》交织着个体的心理独白和残酷的自我拷问,从内部彻底检阅我们的生活,这种‘监狱一样’的创作,试图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面对却又不能面对、不敢面对的——自我问题。真正承认和澄清这一点并不容易,它需要强大的道德勇气和描述能力。当泛滥的自我意识日益将我们从整体中分割开去,刘天昭讲述了一个清醒、正直、寂寞的‘我’,这是从自我的束缚中获得解脱的途径之一,然后才能重新回到无限的世界里。”

生在 70 年代新中国的刘天昭,一直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流浪汉,也非常渴望知道自己是谁。“寻找自我”应该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文学主题,而在新时代,多数坐标的漂浮不定已经被接受为既成事实。在自由和多元的掩护下,琳琅满目的价值碎片变成了商品一般的个人选择。当一切的不确定最终回到个人手中,刘天昭也只能跟内心的深渊去追问:我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

导演贾樟柯(左)、作家刘天昭(中)、作家双雪涛(右)

鸡汤公号教导人们要做自己,但是“自己”是谁?当观看和被观看的行为爆炸性增长,当自我意识和心理分析,在各个阶层、以各种版本泛滥,当人们都在谈论自己、分析自己,以想象他人的观看的方式来自我观看,创造人设再琢磨它、打破它,投入角色又远离它、审视它,当生活被泛滥地观看、托起,变得像表演,亦真亦假……面对这束手无策的一切,刘天昭试图在最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把这些悬浮写出来,可这似乎也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

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年度致敬董秀玉

年度致敬是自去年开始书店文学奖增设的一个特别奖项。每年我们都将选出一位文化行业里低调、独特和默默坚持的文化英雄。今年,这个奖颁给了编辑、出版人、“活字文化”的创始人董秀玉。特约合作品牌“单农”与单向空间再度携手,为本奖项提供支持。

在决定向她致敬之初,我们原本想当然地以为,致敬的对象是编辑这门手艺,是背后那种日益消逝的公共精神,是她六十余年在中国出版界的奋斗与创造,而在接近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无比时髦的“个人”故事。

1956 年,年仅 15 岁的董秀玉“稀里糊涂又欢欢喜喜地考进了人民出版社”,她没想到,自己一干就是 62 年。

“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 1978 年文革结束后参与筹备《读书》杂志并在其中工作”,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等创刊前辈的激情和理想,“读书无禁区”的组织与讨论,这些珍贵的经验给了董秀玉一个非常清晰和坚定的行业认知,即好的图书一定是有思想的图书。

而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1987 年,董秀玉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当时的香港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和大陆不同的情况下,她积极寻找变革的出路,维护了品牌的最大价值;1993 年,回到北京三联书店任总经理、总编辑,从“香港中环上班”,跑到“一个臭烘烘的地下室”,董秀玉经过北京三联的考验,完成了“创新目标,创新产品,创新体制”的品牌转型。

到 2002 年的名义退休,董秀玉始终认为,“出版业的本质是服务业,出版者要服务作者,精选出最有营养、最有文化思想品质的精神食粮,把好书传递给读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作为出版人的庄重的文化使命感,是她一直在践行的职业诉求。

2014 年,董秀玉加入新媒体的文化内容矩阵、创办了“活字文化”。她是这样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的:“好在有那么多年轻人在,看见那么多年轻人做了那么多优秀的出版物,做了那么多优秀的新媒体,我特别高兴,有他们在,我会继续尽全力跟着跑。如果跟不上了,我会看着你们往前走。”

学者戴锦华(左)、单向空间创始人于威(右)为董秀玉(中)颁发年度致敬奖

正如颁奖者戴锦华所说,“和董老师的生命在偶然之中碰撞的时刻,所有的那些时刻,向我们展示了何为长者,何为榜样,何为先行人,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我们到今天仍然想去追逐而不能到达的胸襟、力度、能力和境界。”

像一名妻子一样做一个出色的编辑:年度编辑奖张吉人

作为董秀玉的同行也是后辈,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人多年来也一直坚守在编辑工作的第一线。2018 年由他策划的《长乐路》《鱼翅与花椒》等书,分别在养老、城市、女性等问题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他多年来致力于寻找国内非典型写作者,把他们的作品补充到越来越狭窄的纪实文学市场,带来一种反观中国的他者目光。在今天的环境下,这套书所带来的书写现实、分析现实的精神,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关注社会问题,开启公共讨论,是文化工作者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使命。

作为编辑,张吉人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编辑是做什么的?而最近,他正好刚编完一本叫《非虚构的艺术》的书,这本书有两个作者,一位是作家,一位是编辑,两人合作了 40 多年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这本书的编辑回答:“编辑是一种妻子般的职业”。张吉人认为这句话很妙、贴切且真实。作家和编辑是天生的一对,而且通常编辑扮演的是妻子的角色。相比作家,编辑往往更加被动,但也更有耐心、善于倾听,更会精打细算,也更依赖于直觉。张吉人提到,很多人至今都没有意识到,今天书店里的很多书籍,特别是文学类书籍,大部分是女编辑做的。他提醒所有的男编辑,包括他自己:要做一个好编辑,你就必须要比你的女同行们更像一名妻子,也希望明年来领奖的是一名女性。

对于现代读书人来说,它的出现,是技术带来的好消息之一:年度新声多抓鱼

年度新声是和我们的生活最接近的奖项,因为它真正描述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世界上的状态。消费降级是过去一年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二手市场变得比任何一年都火爆。今年的年度新声奖颁给了线上二手书平台——多抓鱼。

“多抓鱼是二手书市场里独特的存在。在这个过度消费的时代,多抓鱼成功地割除了书与人的无所适从,保留了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商品的情感和价值,这种价值不来自收藏,不来自装饰,是一种朴素和实际的应用,只有在阅读和分享中才能被唤醒。”

读者可以在多抓鱼找到别的地方买不到的书,并且可以用一个普通人可以接受的价格买下。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多抓鱼就像一个线上读者大聚会,卖书人和买书人通过它达成了某种心灵上的交流。

多抓鱼创始人猫助(左)与导演贾樟柯

这是多抓鱼富有情怀的一方面。而多抓鱼决定如何收书、卖书,不是调性而是算法。多抓鱼让我们看到技术与书并不是相互冲突的两方面。多抓鱼创始人猫助领奖时说道:“传统的出版业其实对技术是抱着好奇,再加上些许的不理解。我想说的是,技术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关键是如何去使用技术,这是最重要的。”

多抓鱼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让读书这种爱好重新流动起来,并且基于这种爱好重建社区,形成规则,创造新的秩序。

颁奖嘉宾贾樟柯导演说:“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是用来做掩饰的,也不是来做炫耀的,我们应该带着自己的品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多抓鱼做的正是这样一个不为炫耀自己、不带功利心的社区。在多抓鱼里,只有曾经爱过的书和想要去爱的书。

翻译是爱的力证:年度文学翻译孔亚雷

让年度文学翻译获奖者孔亚雷一直走下去的,是因为对翻译的爱,回想自己 12 年前翻译的第一本小说到最近的《光年》,孔亚雷心中总是能滋出一阵爱意。正是拥有“爱”,孔亚雷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立体和完整的文化转译当中,在作品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日渐静止、稳定甚至固化的生活?答案正是在翻译中发现:每一个问题和字句的推敲,都是爱的力证。翻译是对爱最好的诠释,也正是众多文学翻译者所坚持的信念。

批评是一种美与纯粹:年度批评黄荭

文学在年度批评的获奖人黄荭那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在她的文学批评文本中,少见关于宏大叙事和政治性的批评,而是将文学作为生活经验以及透视生活的视角,回归到人本身,回归到对复杂的日常性的关切之上,以获得更加丰富与厚重的生命体验。当这种体验以一种柏拉图式的言辞来形容,似乎更加接近美与纯粹——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慰藉。

大世界其实是一个小地方:年度旅行写作孤独星球

跟随大时代全球化的脚步,有一群人以旅行为工作、为其书写耕耘,他们以旅行重新检视自由及其代价。去年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得主陈丹燕的座右铭是“人生在世,就是要去看世界,世界其实是一个小地方。”在世界中确认自己的坐标系,以寻获真正的内在关怀和全球视野,这样的作者除了陈丹燕,还有《孤独星球》。

《孤独星球》杂志的代表崔晓丽对“中文旅行写作世界还未出现优秀的作者”表达了遗憾,但她认为明天可期,未来更好的旅行写作不仅将着重于空间探索和自我感知,还将阐释“时间的纵深与自我追问”。

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每个奖项的提名名单都来自全国 100 家独立书店的选票,每一位书店从业者都在这里做出了他们对过去一年整个出版行业的观察和评议。除了在不同的具体奖项上选出得奖人以外,我们也会综合评选并且致敬更多的年度图书。

创办第一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时,我们将年度作品这个奖项定义为对新的写作与思想的一种鼓励,对新的创作者的支持,而不是用一种标准去替代另一种;我们更看重作品的现实属性,不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或是学术作品,它都必须有机地和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包括原创和翻译在内,我们专注于对汉语本身的开掘,并且在这种开掘中寻找世界视野。

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我们的准则。

今年,获得年度作品奖的共有 13 本书:《基本美》《菲利普·拉金诗全集》《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事实改变之后》《冬泳》《邻人之妻》《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空响炮》《潦草》《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颁奖嘉宾赵松(右一)、刘立竿(右二)为获奖年度作品(部分)授奖

关于菲利普·拉金,编辑杨全强对几句诗印象深刻,1966 年即将来临之际,拉金写下了 “你好,1966 年,欢迎你,你比 1965 年又多出产了几个笨蛋”。在杨全强看来,2019 年到了,这个世界肯定也是会跟几十年前一样。

《冬泳》的作者班宇始终在问自己,这本书是否达到了他心目中想象的写作的某种力度,以及他是否真正地展现出来了我所描绘的那些人的尊严感,但是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回答不好。他引用了《一个人的村庄》里的一句话:“落在一个人一生里面的雪,我们并不能全部都看见。”也有幸《冬泳》这片雪花被单向街看见,它缓缓地飘下来,既轻盈也有一些庄重感,得到了年度好书奖,让班宇觉得《冬泳》也许不只是一本北方之书,也可以破冰入海,经过四季。

《事实改变之后》的译者陶小路感谢了许知远老师,因为最早了解到朱特的书是从许知远的朋友圈,自从读了朱特的书以后,陶小路就再也不读他(许知远)的书了。

《口岸往事》的编辑李文彧感谢了大家对《口岸往事》的肯定,如本书的序言所写,口岸侨民对中国生活了一百多年,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始终是排斥的,他们在中国追求的也是一种想要去创造一种跟他们母国一样的生活。而作者写书的目的就是沟通中西之间的了解,这在今天意义也很大。

《基本美》的编辑张诗扬代表作者周嘉宁前来领奖。《基本美》是关于美丽的过去、年轻的世界,那个时候头顶的银河可以照耀无尽的防波堤,了不起的年轻人可以在低像素的地图里冒险,寻找灯塔或者 ufo 。作者周嘉宁想在这本书里面用文字搭建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庇护所,让年轻人可以在时代的缝隙中喘一口气,也让读者或者书中的人物喘一口气。周嘉宁在这本书做的事情就像单向街做的事情一样,像一个庇护所一样,庇护一代一代的出版业的从业者和作者和读者。

颁奖嘉宾腾讯新闻副总编辑李伦(右一)、正午故事副主编郭玉洁(左一)为获奖年度作品(部分)授奖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的编辑顾晓清说,在不断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呈现一个怎么了、如何了的书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者“why”似乎追问的是更深层次的意义,而“how”则指向一个简单的叙事。但是实际上你问为什么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答案,一个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答案,但是你问怎么了的时候,是给了讲述者更多的自由,会提供一些看似不合情理,但至关重要的步骤。就像《清算》这本书,它并不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它呈现了精致的绵羊们如何在聪明文化的补偿感下一步步重估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顾晓清还说:“书有点难读,但愿我们理解的可能性永远不会穷尽。”

《扫地出门》的编辑罗丹妮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她特别感慨现在出一本书的周期越来越长,成本越来越高,但还有读者愿意买,还有单向街这样的机构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做文学奖,花钱把入围文学奖的编辑、作者们从各地请过来,聚集在一个体面美好的地方,分享在过去的阅读体验,这让她觉得现在并不是最坏的时代,或者说最坏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就像《扫地出门》这本书,作者马修·德斯蒙德关注到美国有大量的贫困居民租不起房子,他们的体面得不到保障,他们的房子越住越破,他们的心境可想而知。

罗丹妮关心的是,面对这样的现象要从一个环节去打破它,切入进去,他们没办法寄望于一个全民富裕或者是共同福利的社会,必须要有更多的人真正地关心他人,而不是出于为自己的心态去做事情,才有可能获得一些改变。

正如马修·德斯蒙德所说,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写一本书是最起码的事情。

理想国的 slogan 是:想象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罗丹妮说,他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作者用自己的语言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期待每一个人能够更多一点地看清自己,也更多一点留意到我们身边被忽略的人,他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困境,并且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写出来,作为编辑,她要求自己能把这样的书做出来,是最起码的事情。

《邻人之妻》的编辑朱艺星感慨书籍出版目标制定之初,考虑到题材敏感并未准备什么活动,但这本书依旧得到了业内与读者的认可,她很感激。在《邻人之妻》编辑的过程中,朱艺星一次次被文中“美国人和狭义层面的美国色情行业出版者们,是怎样为他们自己争取出版自由”的故事所打动,能把这样的感动分享给更多人,她很荣幸。

《空响炮》的作者王占黑有感于作家陈丹燕所言“大世界是个小地方”,她认为这句话反之亦可,小地方也是大世界。她感恩家乡给予她成长经历,让她如今能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

颁奖嘉宾杭州晓风书屋总经理朱钰芳(左一)、苏州慢书房创始人许涛(右一)为获奖年度作品(部分)授奖

《雨》是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作品首次在大陆出版。《雨》的编辑王介平希望更多的人读锦树的作品和马来西亚文学。因为只有阅读,才能最直接地感受到黄锦树文字的魅力。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编辑魏强说,作为一名男性,这部作品让他认识到女性的困境,不仅仅是单纯描写性侵,更关乎人性的尊严。而作为一名年轻的从业者,这本书的制作过程让他真正体会到编辑的职业价值。他感谢这一奖项真正验证了本书的生命力,期待《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将被更多人阅读,社会问题从观念扭转起始,有朝一日能真正得到解决。

《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的作者王笛看到现场这么多的年轻人,感叹道:“我在这儿感觉有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感觉。”在王笛看来,这个奖属于所有准备写中国微观历史的史学家们。我们过去的历史,都是英雄人物支撑的时代,都是着眼于帝王将相。而微观史的写作,可以把我们的视野从上层转移到下层,为我们普通人写史,这样才是完整的历史。

因为《潦草》,很多人都会问贾行家怎么去看待这个年头和这个时代。按照贾行家的理解,今年单向街文学奖的主题“到未来去”,有一种离尊严最近的力量。因为到未来去,是我们能想到的一种最“二”的姿态,也是最有力的姿态。

同时,贾行家也感到窃喜,因为他觉得从单向街这里接到了一种荣誉。这个奖让他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光荣。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今天得到的光荣,在以后可以完整地讲给他的女儿听。

在颁奖礼最后的压轴演讲中,学者戴锦华带来的题目叫“属于自己的时代”。

她特别提醒,爱电影的朋友可能会认出来,这是来自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当中的一句台词,在影片要结束的时候,章子怡所扮演的宫二小姐,在东北、在中国旧式空间的雪地上行走,旁白响起:“大时代无非是一种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戴锦华说,两三年前,她“抄袭”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某种宣言。平生第一次,她接受了代沟的存在;平生第一次,她没有了跨越代沟的愿望;平生第一次,她选择留在代沟的此岸,因为她选择留在自己的时代。

选择属于自己的时代,并不意味着接受衰老,不意味着终于止步,不意味着再度陷入保守,而相反,戴锦华选择属于自己的时代,是因为有一份自信,去“坚持用青春面对成熟,用各种各样的幼稚、坚持、情怀、不切实际、空洞梦想去面对今天这个如此现实、如此功利、如此可以计算的世界”。

这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是董秀玉那一代参与创造出来的时代,是那一辈人曾为我们打开的时代,是我们得以逃逸的时代。

选择“属于自己的时代”,对于戴锦华来说,是选择了自己的坚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未来,而是意味着在一个大时代,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在选择未来和创造未来。

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文化的一个最流行的病症,就是我们自认身处“小时代”,同时我们自甘“小时代”。而“小时代”,“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次误判”。

作为一个文明被迫重新选择方向的时代,技术革命带来了现代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经济结构、现代整体的全球体系,正前所未有地碰撞到了这个文明上升的玻璃穹顶,这样历史性的遭遇时刻,决定了它是一个大时代。

置身于大时代的人们甘居“小时代”,事实上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整整几代人共同面临的无力感、无助感,甚至是绝望感的表述。

戴锦华认为,这次文学奖的主题“逃往未来”,即一个大时代与无助感、与无力感、与绝望的相遇,其实昭示着我们的未来正在被剥夺,我们的未来正在被侵占,也许我们不再能够拥有未来。逃往未来,意味着我们仍然有创造未来足够的愿望和勇气。

所以对于她来说,留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和守望着大家,为大家呐喊,跟大家一起逃往未来,不是矛盾的命题”。

演讲的结尾,戴锦华引用了墨西哥作家马科斯的一则短篇故事:“从前有一对非常穷的农家夫妇,他们已经穷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全部的拥有是一只瘦鸡、一头瘸猪和一匹枣红马。当一无所有被饥饿所逼迫的时候,他们杀了那只瘦鸡,煮了一锅瘦汤,暂时平复了饥饿。但是很快饥饿又来了,他们又杀了那只瘸猪,炖了一锅瘸肉,然后把它吃进去,暂时延缓了饥饿和饥饿所必然延伸到的死亡威胁”。故事写到这的时候,就要轮到枣红马了,可是“作者说枣红马不想等到故事自然的结局,枣红马逃跑了,它逃跑到另外一个故事当中去了”。

对于戴锦华来说,未来是另外一个故事,“必须有另一个故事,我们才不必陷于人类文明史所有的老故事当中,我们才不必纠结于世界上只有宫殿和监狱两种建筑,我们才不必纠结于我的生是建立在你的死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不必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所有的主流逻辑当中,被迫寻找我们无法接受又被迫接受的不可能的选项”。

坚持留在属于自己的年代,与大家共同逃往未来,去寻找枣红马,去寻找另一个故事,去寻找文明、世界和人的生命新的可能性。

一切过往,皆为序幕。逃跑到另一种未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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